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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1915—），光学专家，我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多年来为开拓我国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为我国国防光学工程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激光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８６３”高技术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为国家科技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影响，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光学科技骨干；曾荣获何梁何利首届大奖。历任大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长春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防军工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１９９２年４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并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有深远的影响。１９９４年６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当选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之一，任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王大珩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是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大珩先生位列其中）。
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解放军总医院，亲切探望病中的王大珩先生。
王大珩祖藉江苏吴县，生于１９１５年２月，他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气象天文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１９６４年去世。王大珩在北京和青岛读中学时，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气象和天文，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很大兴趣。他父亲感叹当时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曾研制风力计成功。少年时代，这些科学的熏陶，对王大珩后来去国外研究应用光学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事业不无影响。
王大珩１９３６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８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１９４１年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Ｗ．Ｅ．Ｓ．特纳（Ｔｕｒｎｅｒ）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１９４２年受聘于伯明翰昌司（Ｃｈａｎｃｅ）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研究，直至１９４８年回国。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期间，最早发表的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像差对最佳像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该文所阐述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是大孔径小像差光学系统（如显微镜物镜）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多次被国内外有关著作引用。日本学者对王大珩青年时代的这篇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某一专著中全文摘录。
王大珩在英学习和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从事玻璃研究，亦是一种机遇。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是保密的。王大珩所在的昌司玻璃公司，是世界上极少数也是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厂家之一，他在此所做出的许多研究结果都没有公开发表。他是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两人之一。曾获得过专利。他研究了光学玻璃的光谱吸收与退色；研究了Ｂ２Ｏ３组分对光学玻璃折射率的影响；研究了玻璃中ＡＳ２Ｏ３，Ｓｂ２Ｏ３与氧化铁作用而达到化学脱色；研究了光学玻璃不同退火条件对折射率、内应力及光学均匀性的影响；改进了退火样品折射率微差干涉测量方法；发展了Ｖ－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他因后者成就获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后来他在国内把Ｖ－棱镜折光仪进一步研制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１９４８年王大珩回国。先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北朝鲜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解决了当年开课当年为全年级学生（６００余人）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显示了他的创业能力。
１９５１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１９５２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来于１９５６年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该所在他的领导下，３０多年来为发展我国应用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从摇篮而成为重要科研基地。长春光机所最早在国内建立超现代光学仪器的各种技术学科基础，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光学科技骨干。现在国内知名的光学专家，有许多都在长春光机所工作过；国内几个光学专业研究所都与该所有渊源关系；国内不少光学工厂前期的产品，都来自长春光机所的科研成果。
光学设计是仪器馆最早取得成绩的科研领域。王大珩亲自领导建立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过若干次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后来，在这里受启蒙基本训练的许多人，成为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
光学玻璃是仪器馆成立初期的重要科研成果。在以龚祖同先生（我国另一位光学事业开拓者，１９８８年病故）为首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光学玻璃的过程中，王大珩运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５８年，长春光机所的研制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光电测距仪；高温金相显微镜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这是王大珩创办仪器馆以来所花费心果打破了当时对精密仪器制造的神秘观点，对推动我国仪器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他在该所注意技术基础的建立，并且培养了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的结果。这些多年的技术积累，也孕育了１９６１年我国第一台激光器在这里诞生以及后来做出更为重要的成绩。
从６０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指导改装了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的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间侦察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他领导了多种型号的研制工作。
６０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工程的要求，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就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有很大困难，但是在王大珩的号召和指导下，经过５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设想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密的技术分析，综合考虑了目标与天空背景的对比度；大气衰减与抖动；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跟踪过程的平稳性；人眼能分辨的物体大小及其阈值对比度等各种因素。这些分析是仪器总体设计和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焦距、快门曝光时间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在光学系统的结构、光学玻璃、光学加工及检验等各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指导当时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取得成功并日趋先进，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他在第一台总质量达５吨的光学装备中采用摩擦驱动垂直轴系，用光学补偿方法校正由于机械结构动态变形导致光轴偏移等措施，提高了设备运行和跟踪的平稳性及测量精度。
当时对于如何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曾出现过搞“半杆子”还是“一杆子”的争议。所谓“半杆子”就是说长春光机所作为科研机构，应只搞攻关研究—“上半杆子”，而整套设备的制造则应由产业部门和工厂来承担—“下半杆子”。所谓“一杆子”则是从研究攻关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统由长春光机所完成。王大珩深思熟虑力主“一杆子”做法，在上级支持“一杆子”路线的情况下，实践证明王大珩的论点是切合实际的。从此；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为研究发展高精技术设备确立了“一杆子”的传统。据此，有关的新建研究机构除具备研究力量和设备外，还都具备相当强的工程技术和加工力量。如上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成都光电所，上海技术物理所以及安徽光机所都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号召科技要面向经济建设（实质指应用性研究），实现高技术产业化，王大珩提倡的建所道路，正好符合这种精神可说是开风气之先。
１９８０年５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和船体摇摆及挠曲与实时修正方面均有重要创造。他还强调船上观测设备（包括光学设备和雷达）在布局上必须与船体及航船设置作一体化的综合考虑，因此保证了获得满意的观测效果。
１９７９年，由于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作的贡献，王大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８５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在发展我国空间技术方面，１９６５年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的方案探讨。１９６７年前后，他在长春光机所组织的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移植到七机部（现航天总公司），成为该部对地摄影技术的骨干力量。在开展对地摄影初期，他极力主张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经论证见诸实施，提高了研制起点，取得了良好效果。
大型太阳辐射模拟装备，是为了保证卫星温度环境正常运行，而事先在地面进行热真空试验的一项巨大工程。随着卫星体积的增大，相应地必须扩大在地面上进行环境试验的规模。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建立起从事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测系统。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度光学设计。在采用多个点弧氙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近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进展（由每灯输出光辐射功率５０００Ｗ提高到２５ｋＷ，他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３７个灯改为１９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在最近一项国家确定的庞大空间工程中，王大珩任可行性论证组副组长之一，对方案及其可行性进行了为时一年半的探讨。
１９７５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王大珩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我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１９７９年在王大珩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当时他兼任分院院长）在长春地区组织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航空遥感试验。全国６０多个单位约４００人参加。次年召开了长春遥感试验学术会议，出版了《长春遥感试验论文集》和《长春遥感试验典型图像分析》。这次试验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应用研究上，都获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并导致后来长春成为我国以地理所和光机所为主干力量的遥感科研基地之一。这项工作与当时在云南腾冲组织的综合性遥感试验，都为我国遥感技术发展起了开拓性作用。
１９８３年，王大珩从长春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后任名誉主任。１９８６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１９８８年春，以美国为首发起成立国际空间年评议会，旨在协调各国有关全球环境研究的空间计划，并对空间技术应用于人民及社会福利事业做广泛的科普教育和宣传并决定１９９２年为国际空间活动年。美方邀请我国参加并作为发起国。王大珩受命于国家科委宋健主任代表我国出席。直至１９９２年，每年开会并有学术活动。该组织最后有２４个国家参加，并得到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赞同。我国为此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委会，由宋健任名誉主任，王大珩、庄逢甘分别为主任和副主任委员。在任期间，王大珩不遗余力地联系国内有关利用空间技术的部门联合作战。与此同时，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建成了峰值输出功率达１０１２Ｗ的“神光”激光装置，为在实验室内研究核爆及核能作用创造了起步的条件，使我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美、法、日、中）之一。１９８９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他又与王淦昌等几位核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为此已经批准且已作出规划。第一步是扩充已有“神光”装置的规模，以期在近期能获得一批新成果。
３０年来，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领导作用，对我国激光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０年在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激光会议，王大珩任中方主席。他著文论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进展，并担任会议论文集的主编。这次会议导致国际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激光科研的进展。１９８５年在《光学学报》上，１９８７年在厦门召开的我国第三次国际激光会议上，又相继做了“我国激光科技新进展”的报告。
早在王大珩留英期间，曾随当时国际色度学权威之一Ｗ．Ｄ．莱特（Ｗｒｉｇｈｔ）教授学习色度学，并在色差阈值研究中充当观测者。回国后他一直关注我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７０年代初，我国着手开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了培养彩色电视专业人员，１９７３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和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光谱曲线和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为我国彩电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多年来，他一直想建立我国的色度标准系统，直至１９８９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才批准了该基础性应用课题，在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的赞助下，成立了颜色标准委员会，由王大珩任主任委员。为颜色命名及制订标准颜色体系与样卡，成立了专家工作组。经过４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订了法定颜色标准。
王大珩还是我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５０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直至现在。当时他在长春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计量研究工作，成为计量院有关工作的基础。特别在光度计量方面，一直得到他的关注和指导。１９５６年国家制订１２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发展国家计量科研项目的主要编写者。１９７７年，我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组织，王大珩作为中国代表，每年参加国际计量大会和计量委员会。在１９７９年的大会上，他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并连任三届，至１９９２年因年迈告退。１９７８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１９８３年当选为理事长，１９８９年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
为了加强计量科学的基础研究，培养后继人才，以保持我国计量科学的国际地位，经王大珩倡议，联合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物理系及电子科学系、成都测试研究院和航天总公司计量所等单位于１９９４年经领导机构批准成立联合实验室。这是一种打破部门界线，集中力量从事高水平科研的举措，得到国际计量局局长Ｔ．Ｊ．奎恩（Ｑｕｉｎｎ）博士的赞许。王大珩被推举为该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现工作正在开展中。
王大珩热心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为此，１９５２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１９５８年，他又倡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他兼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除光学仪器专业外，还分设了光学材料、技术物理、电工及电子技术及精密机械等专业系，从而在光学技术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他还亲自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等基础课程。该校的创建，甚得当时国防科技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聂荣臻元帅，他亲自指示从其他学校调拨学生转系到该校学习。“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该校至今已培养毕业生万余人。
１９７８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兼任校长，该校现划归机械工业部。现在他仍是以上两所院校的名誉院（校）长。
王大珩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注重学术思想的启发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曾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学术上受到过他教益的人，遍及全国，许多人成为当今光学界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已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的中年科学家蒋筑英就是他６０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出于亲身经历的体会，王大珩对青年学者，特别是出国青年学者经常指出应注意的几点，其一，要让你的导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就必须竭尽全力做出成绩，才会受到导师们的青睐，这样才能真正“登堂入室”，受到教益，如同拳师取徒弟一样，首先看徒弟手足是否有力，才能知道你今后是否能成才；其二，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把知识真正学到手，打上个人的烙印，终生不忘，也才会从深入而进一步发明创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其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课题的发展前景，避免走进“死胡同”，必要时要及时转变，另寻出路。如果死抱原来的作业不放，只能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做不出成绩。因此要珍视机遇，而且还要主动寻求机遇；其四，发明与创造往往寓于工作疑难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问题，知识和学问就提高了、前进了。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无多少区别的情况，对一项工程来说，是顺利完成任务。但作为科学研究则是所得极微。
８０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内容要有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景或应用前景。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至今他已为长春光机所和清华大学培养博士１０余名。下面例举一些主要成就。
光学玻璃的光学均匀性，是最重要的光学指标之一。王大珩过去在英国进行光学玻璃的退火研究中，得出结果是光学玻璃的折射率因退火而增值（增量在０．００２～０．００５个别玻璃可达０．０１），与转变温度内的冷却速度的对数成逆线性关系，即冷却速度越慢，增值越大，同时还发现了热应力折射率变化现象。４０年后的今天，由他的博士研究生进一步验证了折射率增值与热应力成正比关系），而且与冷却速度无关（在转变温区内）。据此得出，为了获得折射率均匀的光学玻璃，除了要求退火炉温均匀，并采用线性冷却速度，以使玻璃各部份具有相同的冷却速度，还由于冷却时因热传导滞后而形成的温差分布，会导致玻璃内部热应力的产生，从而成为玻璃折射率分布不均匀的重要因素，这些结论对于提供大块光学玻璃（例如用于大口径望远镜系统）以保证光学成象质量至关重要。
自从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大大提高了光学系统设计的效率。这不但使最复杂或奇特的光学系统的设计（例如变焦距物镜、非球面或非轴对称系统）成为易举的事，而且能自动进行优化设计，以得到最佳成象质量。在王大珩指导的博士生工作中，提出了加入工艺因素的经济性优化问题。在光学质量上是适宜的，在经济上是优化的。这项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有关论文被选进自从阿贝（Ａｂｂｅ）以来经典光学进展的选集中，也是该学科领域内中国人发表的唯一一篇。
远紫外和软Ｘ－光光学是一个新兴的光学学科分支。随着等离子体研究和短波微电子技术发展的需要，这个学科在近年来有了很快的发展。这是长春光机所当前的一个学科方向，在开拓这一领域中，王大珩的助手陈星旦起了主导作用。博士论文有《软Ｘ－射线波段多层高反射率反射膜层的理论和工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所制备的反射膜，被用于上海光机所的软Ｘ－射线激光的研究上。由于采用了长春光机所制备的高反射率膜层做反射镜，从而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结果。
另外，接受王大珩指导的博士生中，有些是就其业务专长而开设课题的，并做出了突出的创造性的成果。例如：在“光纤干涉仪及其应用”的课题中，采用了周期性变频调制技术，即将干涉位移测量反映成差频而达到高灵敏度。这种干涉仪体积小，能进入普通干涉仪达不到的深处，也可用于测量表面光洁度。这一成果已被航天部某课题采用。这项成果比德国发表的论文早两年。现在已与日本企业合作开发成商品。这种干涉仪还可以利用光纤的复分原理进行多头测量，例如对某物体的三维测量。
此外，王大珩还指导研究生在光计算领域研究了蝶状互连及其应用，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获得创造性的优异成果；在二元光学方面，利用光衍射所形成的高色散，在光学系统中消除色差及二次色差；在新型激光器方面，发展了用半导体激光器泵浦的倍频蓝绿光固体激光器，输出功率在国际上超前。由于体积小，可有不少新的应用出路。
王大珩是全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学部时，他被选为第该一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１９５６年国家制订科技１２年发展规划，他是仪器仪表组的主笔。
他曾任国家科委仪表和光学专家组组长，主持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他倡导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并任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他创办《光学学报》，并任第一届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我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的论文，文中回顾了建国卅年来我国光学科技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今后发展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光学和应用光学的基础研究，改革管理体制等观点，至令还有指导意义。
８０年代，王大珩从长春调往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此后还担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已退，现为荣誉委员）；北京市科协主席（已退，现为名誉主席）。还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召开的历次激光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等会议上，他都曾担任主席。１９９１年他又当选为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Ｆｅｌｌｏｗ）”这期间，他的社会活动增多，除继续关心指导长春光机所和中国科学院内几个光学所的工作外，他的科技活动领域已旁及技术科学许多方面，特别是积极参加国家科技决策，以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科学实验经验，发挥作用和影响。
王大珩特别关心我国仪器仪表科技事业的发展，曾几次联合仪表界及有关科学家，以仪器仪表学会的名义或以专家的名义，并曾有一次联合了全国政协科技委，向中央提出加强仪器仪表科技发展的建议，陈述仪器仪表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这些建议都先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建议主要说明：一，仪器仪表科技的前沿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国力的重要标志，二，仪器仪表是进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手段，三，仪器仪表是进行技术监督的必要工具。最近他还指出仪器仪表工业是信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临信息化建设的挑战中，必须加速仪器仪表科技工作的发展。
王大珩在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及经济问题的咨询作用，倡导学部主动地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决策者的赞赏。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已成为科学院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些建议出自权威专家，是十分慎重且有份量的，一般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结合国内外现状和趋势，发现问题并提出适合国情的建议，建议提出前，还要经过反复讨论修订，例如技术科学部提出过的咨询建议有发展我国的微电子技术；加速发展通讯技术；有关钢铁工业的发展路线；有关工科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机电工业与高技术；高技术产业化的若干问题等等。最近又提出了发展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领导决策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１９８６年３月，王大珩等科学家鉴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ＳＤＩ）和西欧“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因此他发起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我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批准。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今后高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国情，及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定了“有限目标，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此后，经过一系列的高级会议和专家讨论，发展成为“８６３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选定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内，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创造和实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现在“８３６计划”的形成和实施已见实效。１９９１年４月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以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８６３计划”对我国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王大珩被一致推选为第一届理事长。
１９９２年４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有深远的影响。１９９４年６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当选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之一，任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王大珩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大珩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领域是很广的，方式是多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说明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的层次、学科对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贡献。许多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说，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国家的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一定直接从事耕耘，而把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融合在他人的科研成果中，基于王大珩所处的时代和经历，他既进行科学研究，又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顺其所长，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近６０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９９５年初，年达八旬的王大珩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第一届（１９９４年）技术科学优秀奖。
１９１５年２月２６日 生于江苏省吴县。
１９３６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 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技术光学专业组学习，获硕士学位。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 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系，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４２—１９４８年 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研究实验部物理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 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
１９５２—１９８３年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１９５６年前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研究员、所长。
１９５５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 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６４—１９８７年 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年 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 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 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
１９８３—１９９４年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 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
１９８６年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中国科协副主席。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主席。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 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９１年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
１９９４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９９５年初，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第一届（１９９４年）技术科学优秀奖。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大珩先生位列其中）。
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解放军总医院亲切探望王大珩先生。
